全球化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经济课题。它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重要问题之一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朝着更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迈进的步伐，出现倒退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幸的是，历史表明，全球一体化并非必然：经济学可以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却属于政治学的势力范畴。
在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今年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组织召开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他发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对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之后，伯南克指出，“社会及政治层面对于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会很强大。尽管反对来自许多方面……但主要原因是，尽管生产模式的转变能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多的总产出，但它可能危及一些工人的生计和一些企业的利润。”他指出，我们需要确保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得到充分且广泛的分享。
美欧仍是全球经济核心
伯南克含蓄地把问题的焦点集中于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层面；此外，他将注意力放在商品及服务贸易方面。他是对的。美国和欧洲仍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同样，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比贸易问题更敏感。
那么，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会对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及生产造成什么冲击呢？伯南克提出了当今全球化中与之相关的三个新现象。
首先是一体化的规模和速度。目前，全世界的商品出口额超过生产总值的20%，而在1913年(上一轮全球化的尾声时期)，这一比例只有8%，甚至在1990年，这个比例也只有15%。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中国、印度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表明地球人口的更大一部分正在(至少是潜在地)融入全球经济。”
其次是劳动力国际分配的转变。高收入国家曾出口制成品，换回大宗商品。现在，发展中国家有能力生产及出口高收入国家制造的东西。
数字革命使分工达到空前程度
第三个新现象，正如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伊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Esteban Rossi-Hansberg)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提出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分工贸易”的增长。数字革命使生产的分工达到空前程度。认为服务无法贸易的传统假设已经过时了。那些可以被转变为“比特”的东西，比商品更具贸易潜力。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来自廉价亚洲劳动力的不可抗拒的竞争潮，将淹没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而那些稍微不那么危言耸听的人表示，因为穷苦的亚洲劳动力成功设定了全球工资标准，富裕国家的工资将会崩溃。
在此次研讨会上，有两篇报告很好地阐述了这些担忧。第一篇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托尼?维纳布尔斯(Tony Venables)，指出了经济活动集聚(agglomeration)的种种固有优势。的确，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地理邻近性(proximity)所带来的益处。少数几个城市主导着全球金融业(乍看之下，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可贸易的活动)，正是最好的例子。维纳布尔斯教授提及有关邻近性益处的详细研究：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将生产活动从一个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转移至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会使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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