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提高消费水平
中国所面临的高增长挑战和印度非常不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软肋是消费水平太低。中国目前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40%，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算，这个水平都是相当低的。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因而非常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投资倾向、作为政府制衡的社会组织力量的缺乏，共同导致中国经济的宏观趋势不稳定。
低消费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外国资本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投机，导致房地产在数量和价格上一并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又成为消费的挡路石，因为居民不得不为此而控制住房之外的生活成本。房价上涨和流动性繁荣互相推进，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中国的周期性风险以及结构性失衡，事实上是一回事。除非中国能够使其经济回复到平衡状态，否则它就可能同时面对日益升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通货紧缩压力。中国为此所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很难做到。它只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把钱分配给普通家庭。
为使经济恢复平衡，中国必须解决财富、收入和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家庭部门的收入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一再缩水。
1)就财富而言，政府拥有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其他国家垄断的资源。由于这些资产并未体现在家庭收支平衡表上，因此，消费仍然处于国家财富所能支持的水平之下。要平衡经济，就必须将政府的财产移交给家庭部门。
2)就收入而言，劳动力剩余使工资的涨幅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涨幅。这个原因使劳动收入相对于经济相当幅度缩水，加剧消费不足、流动性过剩以及投机狂热。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西方工业化时代曾经出现过，而劳工组织的出现，最终帮助工资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同步上升。
中国劳动力过剩的情形可能还会再持续20年。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地方政府已经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对企业提出工资上涨指导。至于政府的劝导是否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眼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一个更有效的办法是，促进劳工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集体谈判。中国由一个政府控制之下的劳工组织。这个组织通常站在企业管理层这边，因为政府担心劳工组织的壮大会影响到就业创造。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工资随生产力的上涨而一同增加，那么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长，将产生高倍数的就业创造效应，这种正面效应不仅会抵消，而且会超过高工资对就业创造所带来的直接和负面的冲击。
3)家庭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的升级、人们对未来相关生活成本继续上涨的担忧，导致人们大量储蓄以备后患，从而降低了消费水平。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非常复杂，要解决还尚待时日。而有些问题解决起来更容易一些。
首先，应该重新引入公房制度。当今楼市已完全成为逐利市场，它导致房价快速上涨。所有土地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土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来为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资金。这种情况下，高房价事实上成为政府对于地方居民征收的发展税。然而，此种税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它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类似于新加坡的那种公房制度。
其次，中国政府财政能力非常充足，可以借此发行债券，为基本医疗和教育筹集资金。对于债务的担心，使得政府在发行债券这件事情上非常谨慎，而想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事实上，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消费不足的国家，以财政负债的方式来为这些社会基本消费支出提供资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中国应该在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之上的教育、医疗领域引入竞争。中国现有的医疗和教育机构资源由政府垄断，而同时又追逐收入最大化，为内部员工带来福利。这个体系带来低质量和高成本。在我看来，在政府主导的行业引入更多竞争，可以促进消费。
对于改革的抵触，源自当前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庞大规模的官僚体系，正是固定投资热的始作俑者。私营部门从政府主导的项目中获利，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上尤其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增强了当前官僚体系对于平衡经济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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